傢俱批發

　　接到小峰電話是去年冬天的一個早上，聽筒里冒出來一個粗聲粗氣的男聲：“你還記得我嗎？那年你還在廣場上看我跳舞呢。”
　　這和我記憶中的聲音完全不一樣。兩年多前我去採訪時，小峰還是個14歲的小男孩，笑起來嘴角咧得連蛀牙都露出來。如今，他度過了變聲期，聲音聽起來像個大小伙子。
　　更重要的是他還活著，我簡直太驚喜了。
　　小峰住在遼寧丹東的一個村莊裡，父母都是艾滋病患者，他出生時就攜帶著HIV病毒。小峰沒有玩伴，也沒有同學。他入學時，其他家長把自己的孩子領回家，罷課抗議。最後，村委會只能從外村聘請了一位退休教師，在村委會的一間辦公室里，單獨授課。
　　2011年我去採訪的時候，小峰的父母已經病發身亡，他寄住在同村的姑姥姥家裡。我原以為採訪會非常困難，這種經歷過心理創傷的孩子大都比較內向，孤僻。可或許是太缺少朋友了，小峰倒是很喜歡和我聊天。
　　午飯後，小峰喜歡晃蕩著去隔壁村的池塘看別人釣魚，或者站在村口看火車經過——村裡沒有同齡人搭理他，甚至看不到同齡人的影子，村小合併後，他們都去鄉裡讀書了，只有小峰被剩下來。
　　釣魚老人沉默的背影和匆匆駛過的火車是小峰最親密的玩伴。有一次，幾個同齡的孩子打打鬧鬧著從旁邊經過，看都沒看他一眼，“他們不跟我玩”，小峰小聲告訴我。只有火車在中午1點30分的時候如約而至。
　　附近的村民給小峰起了個綽號，“艾哥兒”。我和他走在路上，總會有人指指點點。有一次，幾個正在挖地的外村婦女甚至停下手裡的鐵鍬，眼睛直勾勾地盯著我們，“是不是這小孩？”一個女人問，聲音足以讓我聽見。還有一次，我打了輛出租車，打算接上正在路邊等我的小峰，小峰拉車門的那一瞬間，司機的臉都僵了，“你認識他啊？”他的聲音里透露著嫌棄。
　　也許是已經習慣了，小峰對這些表現得毫不在乎，他的臉上總掛著一種超越實際年齡的不屑感。正值青春期，他也像叛逆的同齡男生一樣，學會了抽煙，說髒話。他還在村裡放過狠話，說誰敢欺負照顧他的姑姥姥，他就割破手指把血往那個人身上抹。
　　我想，他可能是以這種極端的方式，讓別人意識到他的存在。
　　採訪結束前，我去縣城最大的超市買了一本相冊，小峰的生日就快到了。他說，這是第一次收到生日禮物。他毫不留情地撕掉藍色包裝紙，把相冊捏在手裡，低著頭翻來覆去地看了一會兒，“我真挺高興的。”他對我說。
　　分別的時候到了，我們一起走到村口，他要去看釣魚，我要回賓館了。我目送他過了馬路。那條馬路特別寬，他好不容易走過去後，停住腳步，回過半個身子，沖我一招手：“阿姨再見。”
　　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可能“再見”。前一天，去縣城的防疫站採訪時，站長說，小峰沒有按時服用國家提供的免費藥物，他的免疫力在下降，已經出現了皰疹等癥狀，這意味著潛伏期結束了，他已經是個艾滋病人。
　　回到北京，報道發表後，我把報紙寄給小峰的老師，但是沒給他打電話。我在文章里提到了小峰的病情、他偷偷抽煙的叛逆，還有他說過的那些狠話。我有點兒後悔寫了這些事，擔心別人看了會給他帶來新一輪的歧視。
　　再後來，我就更不敢聯繫他們了，因為怕聽到壞消息。
　　和採訪過的大多數人一樣，我們就這樣失去了聯繫，直到兩年多以後接到他的電話。小峰說，幾天前姑姥姥在家裡翻出了我的名片。我以為小峰家裡遇到什麼事情需要記者的幫助，可他什麼都沒提，聽上去只是想和我聊聊天。
　　我問他最近身體怎麼樣，有沒有按時吃藥。他說，已經在接受新的治療了，每天晚上喝一種味道很沖的藥酒，還定期去沈陽檢查。“王阿姨，我的病快好了。”他突然在電話里說。
　　我聽了沒吭聲。不過，一切或許並沒有想象得那麼糟。
　　得知他沒有因為那篇文章受到傷害，我的心結終於解開了。本以為他會再次消失在我的生活中，沒想到，過幾天他的電話又打來了。
　　“王晶晶阿姨，你現在忙嗎？跟你聊會兒唄。”
　　那個時間，他本該在廣場上跳舞。小峰晚上經常去縣城附近的廣場上玩，那裡有人跳舞，有人擺燒烤攤，人很多，比他的村莊要熱鬧。他曾經在廣場上認識了一個同齡人，對方知道他得了艾滋病，還願意和他一起跳舞。可小峰說，這個唯一的舞伴早就搬離縣城了，現在沒人跟他跳舞，“沒意思”。
　　那天北京正降溫，我從電話里聽到丹東那邊也在刮大風。
　　後來，小峰又打來了好幾次電話。有時我在採訪，有時我在寫稿，有時我漏接了，有時我沒接。可他鍥而不捨，有一次我在外面吃飯的工夫，手機上就有16個未接來電。後來他又學會上網，總在QQ里執著地呼叫著我：“王阿姨，你在嗎？”“王阿姨，咱們什麼時候聊啊？”“王阿姨，你還聊嗎？”“王阿姨，你醒了嗎？”
　　丹東的電話已經無法再帶來驚喜，對於我來說，更像一種負擔。有時，我也很內疚，覺得自己“利用”完他的故事之後，怎麼就連陪他聊天的一點耐心都沒有晌藝娌恢欄酶飧�16歲的小男孩聊點什麼。他沒有同學，沒有朋友，周圍的人一隻手就能數過來。他讀的課本還是小學的，村裡人曾經說，他的智商和情商都比實際年齡要低一些。
　　每次在電話里，我只能不厭其煩地從頭問一遍：“老師最近怎麼樣？姑姥姥姑姥爺身體還好嗎？你最近乾什麼呢？上課上到哪裡了？”
　　“挺好的。挺好。最近啊，沒乾啥。上課……想不起來了，哈哈。”
　　我不問，他就不說話；我沒的問了，就沒人說話。他也不掛電話，好像特別需要有個人在電話那端陪著他，即使那個人只是沉默。
　　他16歲了，和艾滋病毒共處了16年。我不知道成年對於他來說是否仍是一件遙遠的事情。至少他還活著，只是他依然孤獨。　　（原標題：至少他還活著只是依然孤獨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