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到小峰電話是去年冬天的一個早上,聽筒里冒出來一個粗聲粗氣的男聲:“你還記得我嗎?那年你還在廣場上看我跳舞呢。”
  這和我記憶中的聲音完全不一樣。兩年多前我去採訪時,小峰還是個14歲的小男孩,笑起來嘴角咧得連蛀牙都露出來。如今,他度過了變聲期,聲音聽起來像個大小伙子。
  更重要的是他還活著,我簡直太驚喜了。
  小峰住在遼寧丹東的一個村莊裡,父母都是艾滋病患者,他出生時就攜帶著HIV病毒。小峰沒有玩伴,也沒有同學。他入學時,其他家長把自己的孩子領回家,罷課抗議。最後,村委會只能從外村聘請了一位退休教師,在村委會的一間辦公室里,單獨授課。
  2011年我去採訪的時候,小峰的父母已經病發身亡,他寄住在同村的姑姥姥家裡。我原以為採訪會非常困難,這種經歷過心理創傷的孩子大都比較內向,孤僻。可或許是太缺少朋友了,小峰倒是很喜歡和我聊天。
  午飯後,小峰喜歡晃蕩著去隔壁村的池塘看別人釣魚,或者站在村口看火車經過——村裡沒有同齡人搭理他,甚至看不到同齡人的影子,村小合併後,他們都去鄉裡讀書了,只有小峰被剩下來。
  釣魚老人沉默的背影和匆匆駛過的火車是小峰最親密的玩伴。有一次,幾個同齡的孩子打打鬧鬧著從旁邊經過,看都沒看他一眼,“他們不跟我玩”,小峰小聲告訴我。只有火車在中午1點30分的時候如約而至。
  附近的村民給小峰起了個綽號,“艾哥兒”。我和他走在路上,總會有人指指點點。有一次,幾個正在挖地的外村婦女甚至停下手裡的鐵鍬,眼睛直勾勾地盯著我們,“是不是這小孩?”一個女人問,聲音足以讓我聽見。還有一次,我打了輛出租車,打算接上正在路邊等我的小峰,小峰拉車門的那一瞬間,司機的臉都僵了,“你認識他啊?”他的聲音里透露著嫌棄。
  也許是已經習慣了,小峰對這些表現得毫不在乎,他的臉上總掛著一種超越實際年齡的不屑感。正值青春期,他也像叛逆的同齡男生一樣,學會了抽煙,說髒話。他還在村裡放過狠話,說誰敢欺負照顧他的姑姥姥,他就割破手指把血往那個人身上抹。
  我想,他可能是以這種極端的方式,讓別人意識到他的存在。
  採訪結束前,我去縣城最大的超市買了一本相冊,小峰的生日就快到了。他說,這是第一次收到生日禮物。他毫不留情地撕掉藍色包裝紙,把相冊捏在手裡,低著頭翻來覆去地看了一會兒,“我真挺高興的。”他對我說。
  分別的時候到了,我們一起走到村口,他要去看釣魚,我要回賓館了。我目送他過了馬路。那條馬路特別寬,他好不容易走過去後,停住腳步,回過半個身子,沖我一招手:“阿姨再見。”
 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可能“再見”。前一天,去縣城的防疫站採訪時,站長說,小峰沒有按時服用國家提供的免費藥物,他的免疫力在下降,已經出現了皰疹等癥狀,這意味著潛伏期結束了,他已經是個艾滋病人。
  回到北京,報道發表後,我把報紙寄給小峰的老師,但是沒給他打電話。我在文章里提到了小峰的病情、他偷偷抽煙的叛逆,還有他說過的那些狠話。我有點兒後悔寫了這些事,擔心別人看了會給他帶來新一輪的歧視。
  再後來,我就更不敢聯繫他們了,因為怕聽到壞消息。
  和採訪過的大多數人一樣,我們就這樣失去了聯繫,直到兩年多以後接到他的電話。小峰說,幾天前姑姥姥在家裡翻出了我的名片。我以為小峰家裡遇到什麼事情需要記者的幫助,可他什麼都沒提,聽上去只是想和我聊聊天。
  我問他最近身體怎麼樣,有沒有按時吃藥。他說,已經在接受新的治療了,每天晚上喝一種味道很沖的藥酒,還定期去沈陽檢查。“王阿姨,我的病快好了。”他突然在電話里說。
  我聽了沒吭聲。不過,一切或許並沒有想象得那麼糟。
  得知他沒有因為那篇文章受到傷害,我的心結終於解開了。本以為他會再次消失在我的生活中,沒想到,過幾天他的電話又打來了。
  “王晶晶阿姨,你現在忙嗎?跟你聊會兒唄。”
  那個時間,他本該在廣場上跳舞。小峰晚上經常去縣城附近的廣場上玩,那裡有人跳舞,有人擺燒烤攤,人很多,比他的村莊要熱鬧。他曾經在廣場上認識了一個同齡人,對方知道他得了艾滋病,還願意和他一起跳舞。可小峰說,這個唯一的舞伴早就搬離縣城了,現在沒人跟他跳舞,“沒意思”。
  那天北京正降溫,我從電話里聽到丹東那邊也在刮大風。
  後來,小峰又打來了好幾次電話。有時我在採訪,有時我在寫稿,有時我漏接了,有時我沒接。可他鍥而不捨,有一次我在外面吃飯的工夫,手機上就有16個未接來電。後來他又學會上網,總在QQ里執著地呼叫著我:“王阿姨,你在嗎?”“王阿姨,咱們什麼時候聊啊?”“王阿姨,你還聊嗎?”“王阿姨,你醒了嗎?”
  丹東的電話已經無法再帶來驚喜,對於我來說,更像一種負擔。有時,我也很內疚,覺得自己“利用”完他的故事之後,怎麼就連陪他聊天的一點耐心都沒有晌藝娌恢欄酶飧�16歲的小男孩聊點什麼。他沒有同學,沒有朋友,周圍的人一隻手就能數過來。他讀的課本還是小學的,村裡人曾經說,他的智商和情商都比實際年齡要低一些。
  每次在電話里,我只能不厭其煩地從頭問一遍:“老師最近怎麼樣?姑姥姥姑姥爺身體還好嗎?你最近乾什麼呢?上課上到哪裡了?”
  “挺好的。挺好。最近啊,沒乾啥。上課……想不起來了,哈哈。”
  我不問,他就不說話;我沒的問了,就沒人說話。他也不掛電話,好像特別需要有個人在電話那端陪著他,即使那個人只是沉默。
  他16歲了,和艾滋病毒共處了16年。我不知道成年對於他來說是否仍是一件遙遠的事情。至少他還活著,只是他依然孤獨。  (原標題:至少他還活著只是依然孤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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